作为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核心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将政治动员置于治国理政的战略高度。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鲸吞蚕食之危未解，中枢徘徊于战和歧路，草野困顿于救亡图存的集体觉醒滞后，政治动员的紧迫性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历史节点达到顶峰。中国共产党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研判时局特征，精准把握斗争方向，通过筑牢全民抗战意识形态基础、完善全民抗战动员执行体系、强化社会共识凝聚基础，构建起多维立体的政治动员体系，实现了各阶层利益的战时整合，成功破解了“亡国论”的思想迷雾。这些开创性实践不仅为夺取抗战胜利铸就了坚实基础，更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创新政治动员机制提供了历史镜鉴与理论指引。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需要金融作为基本保障。红色金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西北农民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晋绥根据地革命事业的基础。作为中国人民银行建立的三大基石之一的西北农民银行，在革命战争年代不仅肩负着发行和管理边币、管理外汇、与敌伪进行金融战线斗争、发放农业贷粮款等重要职责，而且制定的财经政策与货币政策，使得晋绥根据地的金融贸易重新焕发生机，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成就了一段没有硝烟的金融之战，积淀了浓厚的红色金融元素，孕育了红色金融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
延安精神是具有特殊地位特定内涵的革命精神。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延安精神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安的地域文化、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都有密切的关系。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延安精神的形成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中国传统儒家和墨家的民本思想是延安精神的重要思想来源。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延安地区的地域文化也有密切关系，陕北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精神都成为延安精神的文化基因。延安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有密切关系，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张思德精神、延安劳模精神等延安时期形成的革命精神都具有延安精神的共同特征，共同促进了延安精神的形成。
治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场域，为当代抗洪精神内植了深厚的文化基因。在1998年抗洪救灾中，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和中国第一大报的《人民日报》,从多元主体视角、文本语言、语料选择、版面设计等叙事维度，在抗洪精神的提炼、加工、塑造、宣传、再生产及维系中发挥了语言转化站和精神编码器的信息枢纽作用，助推了从抗洪实践、到抗洪精神升华、再到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和精神伟力生成的全过程内涵建构和意蕴延扩。从1998年党中央正式定义了抗洪精神的概念及其内涵后，《人民日报》持续的阐发与周期性的纪念报道，使得抗洪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和中华民族的韧性文化标识，实现了抗洪精神意涵的与时俱进。
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纪律教育中有效融入了红色文化元素，激发了红色文化润物无声的育人功能，主要表现为文字、图画、歌曲等形式。红色文化在苏区时期的党纪教育中呈现出显著的革命性、人民性、针对性和通俗性，并发挥了强化纪律意识、规范党员行为，增强政治认同、凝聚团结力量，净化党内风气、改正干部作风的重要作用。新时代进一步深化党的纪律教育，更需发挥红色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前沿阵地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尤为重视宣传工作，而红色报刊则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动员的主要阵地，在宣传工作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自中央苏区建立以来，各类红色报刊犹如春笋般纷纷面世，党政军机关与社会团体积极创办了众多红色出版物，这些报刊在推动革命宣传与动员工作中发挥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解放民众思想，塑造革命思想武器；动员人民群众，壮大革命力量；宣传党的工作，树立党的权威等方面。红色报刊在宣传动员中的作用渗透在各个领域，为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数字技术为红色文化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机遇与空间，使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成为可能。但在数字技术赋能赋权的双重驱动下，传播主体多元化并存、传播受众主体性增强以及传播内容碎片化呈现等现实因素，持续影响着红色文化的主导性、权威性以及凝聚力。为此，应从规约主体价值取向、尊重受众主体意识、提升传播内容黏性等方面入手，推动红色文化的数字化传播，奠定并巩固红色文化的思想引领地位。
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积淀的精神财富，不仅承载了中华民族宝贵的历史记忆，更通过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价值取向，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供了不竭动能。厘清红色文化赋能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的逻辑理路，有助于推进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夯实思想文化基础。
中国共产党早期由于开展革命工作的需要，在党的系统、青年团系统、工会及农会系统中形成了组织调查、机构调查和人员调查三种主要的调查模式。它们分工合作，共同服务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目标。全面考察早期党内的调查模式有助于厘清中国共产党调查制度的源与流，可以窥知不同的调查模式在推进革命进程中的重要作用，对新时代的调查制度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在我国老一辈革命家中，以毛泽东开展的调研活动最多；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也是他撰写调研论著最多。经过他力倡和推动，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全部实践活动的鲜明特色。从他在湖南第一师范游学开始，到民主革命时期调研工农运动，尤其是在江西中央苏区开展的多次调研，再到调研新中国的经济及其他战线，他通过广泛接触群众和了解基层，找到了认清国情和解决问题的“钥匙”。今天汲取毛泽东“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宝贵经验，可以弘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把各项工作做好。
苏区时期，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把它作为研究情况，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毛泽东的苏区调查包括政治经济社会、社会结构和土地占有关系、农民受剥削程度以及基层苏维埃政权运作等诸多方面内容，其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立场，推动了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形成。毛泽东的苏区调查在围绕中心工作、坚持群众路线、严明调查纪律、强化成果应用等方面积累了成功经验，为新时代集中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深远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开展的精神生产活动及其成果，蕴含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和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高度，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就红色文化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通过系统梳理相关文献发现，国内学术界主要从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内容、现实意义等方面进行研究，形成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但也存在不足之处。在后续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深化研究内容、优化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野，更加全面系统地深化习近平关于红色文化重要论述的研究。
<正>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构建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内容的课程教材体系,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刻揭示蕴含其中的道理学理哲理,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并运用和落实到教学实践中。